全家拿了两个“国家一等奖”

                     胡壮麒  陈文绣

 1952年9月我们两人怀着建设强大祖国的赤子之心，离开依依不舍的故乡上海，离开父母亲和兄弟姐妹，在毕业分配表上写了三个无条件服从，“到什么地方无条件服从；搞什么工作无条件服从；分配到什么单位也是无条件服从”。离开上海那一天，上海市政府在北站广场上临时搭了一个高台欢送去东北支援建设的约六千名上海市的大学毕业生，欢送会一结束，我们就上专列，胡壮麒是12日离开上海，15日深夜才到沈阳，陈文绣的专列是17日离开上海，火车开开停停，一路整整花了将近七十多个小时，疲惫不堪，没有卧铺，大家睡在过道和座椅下面，从此我们从上海人变成了沈阳人，一住就是五十六年。

1954年我们总共大约花了50元钱结了婚，二个单人床合在一起，就算新房，买了一些糖果，十分简单，由党委书记高景之主持婚礼，结婚那一天，双方家属都未在场而且连初次见面都没见过，我们也没有请假去上海结婚。

回顾四五十年前，由于前苏联的背信弃义，金属所的研究方向从以钢铁研究为主转向研制国防新材料为主。所里承担了研制高温材料,原子能材料和其它国防用的新材料的任务，陈文绣从气体组调出，胡壮麒从炉渣组调出参加205高温合金组。1958年秋又通知陈文绣到207金属陶瓷组研究制备难熔金属化合物，为研究火箭尾喷管材料提供原料。先后制备出十几种难熔金属化合物供筛选用，其中氮化硼和碳化硼在实验室用莫来石管和碳管炉制备，产量很低，损耗炉管严重，她大胆使用一个高频炉不通氢气制备成功，使产量大幅度提高, 满足研究需要。

胡壮麒调到高温合金组后，一直在师昌绪先生的领导下开展研究，是他的得力助手之一，师先生强调要走创新之路，要为国防工业服务。航空工业部提出为了使航空发动机的燃气进口温度大幅度提高,必须采用冷却新技术,而研制出空心叶片是关键的关键.当时一共有三大孔变形加工, 三大孔机械加工,和九小孔铸造三种方案,师先生挑了最难的最有生命力的九小孔铸造叶片方案,因为这个方案冷却效果最大,不需要大型机械设备,利用本所现有条件很快就能上手开展研究.我们一开始选择了氧化铈、磷酸盐和石英管三种型芯材料，说起石英管型芯的技术路线，是很巧的，胡壮麒由于英语底子较厚，只要有空就去图书馆，查阅大量的有关铸造的国外文献资料，经常在Foundry Trade Journal 上看到出售石英管的广告，有直的石英管，也有带弯的石英管，引起了胡壮麒的注意，他从广告中悟出了奥秘，这就是为精铸空心叶片用的型芯材料。经比较，很快淘汰了前二种，最终把9小孔铸造空心涡轮叶片研制出来。事隔二十多年，410厂领导在接待英国罗罗公司的技术负责人时出示了这个精巧的九小孔铸造空心涡轮叶片时，这位专家情不自禁说我这次到贵国访问不虚此行，非常值得。

1960年8月中旬，当时的副所长兼原子能材料研究室主任党员张沛霖研究员通知陈文绣参加“真空阀门”的研制,这是我国“两弹”中最关键部件之一，是由原二机部和中科院部署的任务。是制备浓缩铀-235的分离膜。由金属所、上海冶金所和北京原子能所三所共同研制。张沛霖副所长是总负责。陈文绣的任务是研制分离膜。姚汉武制备原料粉末，陈晓风研究特殊的焊接技术。党委书记兼副所长高景芝同志交代了任务的密级。比所内其它任务密级还高。宣布了保密纪律，只能向她和张副所长汇报工作，不能向所内其他领导汇报。不能告诉家属。为了缩小知密范围，参加工作的人员要尽可能少。知密范围要有区别，不该问的不问。这是所内的一号任务。各部门都要开绿灯支持。参加这样重大的任务首先政治上要可靠，工作上要仔细，当时陈文绣不是党员，组织上的信任使她感到责任重大。为粉碎两霸的核讹诈和核垄断，一定要为国争气努力完成这一光荣的任务。

“真空阀门”在所里是一号任务，要什么条件都是绿灯通行，但是陈文绣想的是用最少的钱办最大事，尽量节省，连烘烤样品用的烘箱都没领，因陋就简，用一个灯泡代替烘箱烘烤样品。供应的原料很少，在实验室制备, 最多的一次只有38克，曾经采用所内刚建成的最先进的新设备做试验，一次试验原料全用完，而且是失败的。所以必须选择一个能节省原料的制膜工艺，不仅仅是做出一个样品，而是要做成几个样品来检验重复性。真是费尽心思、绞尽脑汁、朝思暮想,有一次在清洗天平时, 发现平时不经意撒落在天平里的粉末,经天平刷刷干净后,将刷子在水中涮时, 粉末都沉淀在水中, 这一现象受到启发,于是想出了用少量粉末制备样品的方法,突破了制膜工艺。可使30多克的原料制出几个样品。工艺简单，既不费钱又节省原料。一天党委书记到实验室来看到陈文绣正在用显微镜观察样品，她看后说，“像了，像了”简单的两个字对陈文绣鼓舞很大，信心也倍增。经过不断改进，样品的参数越来越接近，规定的指标，直到完全达到，重复性也可以。陈晓风也通过了可焊试验，最令人兴奋的焊缝对样品的主要参数无影响，说明我们的整个工艺是可行的，为以后集中到上海研制奠定了基础。

制造原子弹的技术在国际上是不公开的，第二届和平利用原子能国际会议在日内瓦刚开过，美、苏都没有公开原子弹的秘密，陈文绣查阅了第二届和平利用原子能国际会议的论文集，无任何技术资料可借鉴，看来依靠国外的技术资料是无望了。只有依靠自己，自力更生，按照毛主席的“实践论 ”的指示：“实践、实践、再实践”反复做实验不断改进。毛主席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当时的口号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大家都是在这一口号的鼓舞下鞭策自己，按党和国家的要求努力工作。

1960-1961年的冬天比现在的冬天冷，暧气供应条件也差。实验室在西大楼339号北屋。早晨进实验室时室温不到10°C，真空泵起动不了，真空泵油因室温低而粘度增大，工作很困难。每次到热加工厂北侧的厂房使用轧机时，手都冻僵了。屋里没有暖气，虽然外屋南厂房里有火盆，因为保密的原因，做实验时要关着门。为了加速完成任务，经常日夜干，为了尽快知道制出的样品是否合格，白天做出的样品在晚上就测试数据，有时通霄达旦地工作，在测试数据时，必须连续，不能中断。晚上没有杂事干扰，工作效率要高些。当时，托儿所的孩子是全托，晚上不必接孩子回家，胡壮麒在上海住院治病，陈文绣可以全身心的投入到工作中。

大约半年的时间，制出的样品逐渐达到预定的指标。而且测出焊缝对样品参数的影响。她们从制粉、制膜到焊接都已有了一套办法，为集中攻关奠定了基础。二机部和科学院领导对工作抓得很紧，每一季度要召集三所的工作人员到北京院部汇报交流。

第一次汇报，记得在60年的12月，第二次是61年的3月份，第三次是61年的6月份，每次都是陈文绣去北京汇报，第三次汇报时只有我所的分离膜样品已符合指标要求，为了加快研制步伐，领导上决定将三所集中攻关。开始考虑集中到金属所，所里已准备腾出了两间实验室，在西大楼东侧的346和351两间。第四次去北京院部时，就是商议集中来沈阳的事，冶金所是邹世昌参加，原子能所是桂业炜参加，在讨论中谈到将来建厂生产等配套条件时，认为上海的供应条件比较好，正好冶金所的党委书记万钧也在北京，他提出了一些集中到上海的理由，如供应好，有关工厂多等，后来领导上经过考虑，就决定集中到上海。

1961年11月在二机部钱三强副部长和中科院裴丽生副院长主持下，在上海衡山饭店召开会议，三个所的领导和工作人员都参加了。金属所是高景芝和张沛霖两位副所长和陈文绣参加了会议，在会议上陈文绣介绍了用不同原料制成分离膜的参数合格率比较。张沛霖先生介绍了制粉的情况、并由当时在上海工作曾与陈晓风一起作焊接试验的我所研究实习员刘溯源列席汇报焊接试验的情况。

会上决定集中到上海冶金所，采用金属所的制粉方法扩大生产和采用金属所制分离膜的工艺技术，按照元件尺寸制膜和制成甲种元件并进一步研究焊接成元件的技术。同时将复旦大学的一个研究小组也集中到上海冶金所，成立一个研究室，由上海冶金所副所长吴自良研究员任室主任领导研究。设三个大组，第一大组制粉，组长金大康（冶金所），副组长姚汉武（金属所），第二大组制膜工艺并焊成元件，组长邹世昌（冶金所），副组长陈文绣（金属所）、桂业炜（原子能所），第三大组测试及后处理，组长李郁芬（复旦大学），我所沈志洪、刘溯源和尹万全分别参加一、二、三组。在1961年12月集中到上海冶金所，陈晓风仍负责焊接，他是金属所焊接室的副主任，两面兼顾。赴上海前，党委书记高景芝嘱咐到上海后要服从冶金所党委的统一领导。

在冶金所三个大组齐心协力，不分昼夜和节假日，共同制出成批的甲种分离膜元件，从实验室生产到工厂生产用了两年多时间。1964年春，我们制成的甲种元件装机试验，同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我们全组同志兴奋不已，抑制不住的兴奋情景至今还记忆犹新。

在沈阳工作期间，每一样品从制膜到测试参数是由陈文绣一人制成，她认真做记录，为每一样品建立极档案，到上海冶金所后按工艺分成5个小组，成批生产的计划进度都由陈文绣制订，使各小组衔接协调，每个大样品都经过陈文绣检查初选，去除不合格的，然后再传到下一工序，加工后每一样品亲自测量是否合格，再传到下一工序，最后测试数据。每一大样品有一张卡片记录每一道工序的工作记录和测量数据。为此陈文绣被室里评为三严标兵榜首。

建厂初期，陈文绣和组内的一些同志共同到工厂，住在厂里传授制膜工艺经验。原子弹爆炸后，支部书记告诫不能公开说参加了这一工作。钱三强副部长说过：参加这一工作只能当无名英雄，但是参加任务人员名字都报给周总理。几十年来，陈文绣一直遵守保密纪律，宁可默默无闻，也不愿因个人利益而有损保密纪律。为自己能为祖国的核工业作出贡献而感到无尚的光荣和自豪。

就是作为他的丈夫，家里人不知道她在干什么，陈文绣和二个孩子的户口全迁到上海，从此分居两地，一个在上海为核工业服务，一个在沈阳为航空工业服务，在一次中科院会议中，当时冶金所万钧所长向金属所李薰所长提出要求把胡壮麒调到上海冶金所工作，遭到李所长的拒绝，互相说对方“本位主义”，当时我们两人对金属所有感情，也不是非要趁此机会调到上海去。

由于任务繁重，加上三年经济困难时期，1960年，胡壮麒所在课题组相继五人患了肺结核病，胡壮麒是组中最后一个患了结核性胸膜炎，需要用青霉素和链霉素治疗，当时沈阳链霉素缺货，用单一的青霉素治疗，两个多月病情不见好转，医生要他全休治疗，因此与上海中山医院联系可以住院治疗。室主任庄育智研究员建议，如回上海治病，必须陈文绣护送回去，由于陈文绣的科研任务很重，请示党委书记高景芝同意，最后决定利用61年春节放假回上海，陈文绣按时在年初四赶回沈阳工作。

胡壮麒在上海中山医院治病，发现除了胸膜炎，还有肺结核病。从1952年到沈阳后，胡壮麒放弃了一年又一年的春节假和探亲假，这次时隔九年，由于生病全休，才有机会回到上海，胡壮麒的母亲很有意见地说：“身体好时不回来看看父亲母亲，一去就是九年，现在病成这个样子才回家，才想着要我来照顾你”。母亲是伟大的，意见管意见，母亲还是三天二头送一些她做的菜送到医院来。我们两人能聚精会神为国家做一些贡献，应该说母亲也有一份功劳。

61年5月前后，儿子胡强得麻疹，需要在家隔离，孩子还不到4周岁，家里需要人照顾，，这时候，胡壮麒还在上海住院，只有陈文绣一个人照顾小孩，但是工作任务紧迫，一刻也不能躭误，不得已只好把小孩一个人锁在家里，告诉他听到闹钟响后自己按时吃药，那时候是两家合住一个单元，所以在房间里放一个便盆供他自己大小便用，陈文绣照常上班，后来孩子转变成肺炎要送医院，组内的转业军人李培之帮忙抱小孩送到妇婴医院检查，那天是大风天，出麻疹的小孩不能吹风，用被包严了，陈文绣抱都抱不动，孩子也不要她抱，就是喊着要解放军叔叔抱。那个时代没有出租车，只能乘公交车去医院。

我们一家两口子，一个拿到“国家发明奖一等奖”，一个拿到“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感到兴奋万分，没有虚度年华，实现了我们年青毕业时的承诺：“无条件地”为祖国的建设作贡献。

我们两人能做到互勉互励，争取做名符其实的共产党员和优秀的科研人员，1965年党委书记陆炳昌要我们二个老助研让晚毕业四年的新助研先住进新盖的两栋助研楼，我们点头答应了；大批转业军人来所，没有房子住，我们主动让了一间房间出来；加工资时，由于名额只有40%，我们可以让出指标；在评发政府特殊津贴，很多科技人员已拿到每月100元的奖励，可是陈文绣在第二次才轮到一个每月50元的名额，我们又互勉互励，不要向组织反映这种不合理的决定，吃亏就吃亏一些。1975年我们搬到只有14.7平方米在一楼的住房，四口人住在一起，1977年恢复高考，二个孩子都在准备考大学，一个二屉桌让二个孩子作习题用，胡壮麒就站着在五斗柜上写字，我们又互勉互励，我们坚信，困难是暂时的，更好的日子会来的。改革开放后，1981年我们从一间房一下住进三间80平方米房，93年后又换到四间100平方米的一套房子，现在住进了200多平方米的公寓房。

亲爱的祖国啊！我们还有余热，只要你一声令下，我们会像年轻时那样，背起背包就出发。